近日，北京大學生命科學華東産業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許崇任教授接受專訪，就北大元培學院如何協同育人，拔尖創新人才如何選拔，如何打通科技成果轉化“最後一公裡”等問題分享了他的觀點和實踐。
01
元培的優勢是：讓學生走得更遠、領域更寬
陳志文：您曾任元培學院院長，當年北大成立元培學院，初衷是什麼？
許崇任：元培學院其實是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前的設想。在北大元培學院成立之前的準備時期，很多教授就在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建國後大學已經發展了幾十年了，我們沒有培養出所想象的那麼多大師來，這是很容易被提到的一個問題。從這個問題延伸，大家對教育的讨論逐漸深入。北大當時還開過全校教授的研讨會，包括提出了叫做“元培學院”的一個概念。當時的一個想法，是考慮用通識教育來實現更理想的人才培養。
這個概念提出以後，大家達成了基本的一緻。在當時任北大校長許智宏的領銜下，2001年成立了元培計劃實驗班。每個院系都會有一兩個元培學院的導師，我當時是元培學院生物學的導師。我從第一屆參加，一直到2016年退休時離開。
陳志文：您當時參與的想法或者目的是什麼？
許崇任：其實問題還是要從北大開展的關于教育的培養模式的反思開始，大家都很清楚，實際上從1952年開始院系調整，學蘇聯的高等學校的培養模式，專業越分越細。當時處于建國初期，國家經濟尚不發達，我們急需專業化的人才，組建了大量專科性、單科性學校，有效地、大批地培養人才，培養資源消耗得少，但是學生的知識面就很會窄，所以就不太适合後來的發展。國外通識教育英國實行得很早，他們是典型的通識教育，因為學生一進校就進到一個所謂的學院，香港的大學叫書院，但實際上性質都一樣。
元培學院是招生進校以後，不分專業，前兩年學生可以根據興趣在老師的指導下選課。比如學生有一個大概的想法，要學理工類，但是到底是學物理還是學數學、化學，他不确定，這樣的話，在導師的指導下，就會很好地把課程調配得适當。導師可以根據知識結構和長遠發展，給學生更專業、更寬泛、更匹配的建議，适應學生所感興趣的幾個學院基本的入學條件，并以此為基礎，及早把知識框架搭起來。這是和書院通識教育相匹配的，國外也是這樣做的。所以元培學院實際上是想在某些程度上在中國複制這樣的一個培養模式，我覺得元培學院基本是成功的，因為到現在已經20多年過去了，現在還在北大存在，而且基本上是最好的一批學生第一志願選擇元培學院，當然這個好是指的高考分數好，就說明家長和學生以及社會對元培學院的理念都還是認可的。
現在很多學校包括很多知名的學校也都在采用元培學院的基本做法，做得更早的是浙江大學和南京大學，他們基本的觀點是培養尖子學生，所以相當于是對入校學生進行二次選拔。北大元培學院和他們最大的區别就是，到了元培學院以後，不管你是學文科還是學理科，高考成績是高一點還是低一點，你都有選擇同樣專業的權利，這樣就給學生将來的發展一個非常大的空間。而且學生第一次選擇專業，要求是在二年級畢業之前選擇，也就是說在基礎課學完之後再選擇專業。即使你選了很多理科課程後，你說我選經濟了，也可以。文科的學生你選理科了也可以，但是你要把理科的基礎課補上，不能高等數學都不學就選物理，那不可能的。這樣的話，學生就有了非常高漲的學習情緒，有了積極向上的追求，我覺得和别的學院的學生相比較，元培的學生更活躍，更有集體主義的精神。
陳志文：元培的模式最後是要和各個院系再結合？
許崇任：因為當時北大并不是所有教授都有着同樣的想法。所以還有一部分人認為應該入校就确定專業，專業才對學生将來的發展有利，而且能夠走得更遠。因為教師個人的經曆不同，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想法是不完全一緻的。一部分人認為熱門專業會影響他們的選擇方向，會引起專業過度集中在某幾個學院，有一些學院可能就招不到足夠的學生，學院的發展受影響，這是從部分專業教師的角度考慮。但是實際上，沒有發生這種情況，所以有一些事先多慮的事情，實際發生的時候沒有那麼複雜。
比如，當時古生物專業由于招生和就業的問題，實際上已經不再招生了，但是也有學生喜歡，她要選古生物專業，所以我們就為她一個人設置了課程，然後根據現在古生物學的發展，又給她重新組織了課程。這個學生數理化的基礎選的是比較适當的，生物學包括分子生物學，生物化學她也修了。因為以前的古生物根本沒有這些課程，古生物、地質學這些課程她也修了。所以，這樣一種複合型的，有這樣好的基礎的人才，當然以後在社會上發展就會不一樣。媒體特别注意到這個事情，于是專門發了“一個人的專業”這樣的報道，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關注。
有個例子特别有意思，就是清華附中有一個學生對生物非常感興趣，她一定要比較，清華的生命科學專業和北大的生命科學專業，到底選哪個合适。她來跟我談了兩次，超過5個小時。她問得非常詳細，後來這個學生選擇了元培。因為當時你選擇任何一所大學的生物學專業，也隻能從進入生物學這樣一個專業的課程體系開始學習。而去元培完全可以不這樣做，你可以數理化學得很多、很深，然後再回來學生物，你還可以去學經濟，然後再學生物專業，這在元培都是允許的。我對當時認真選擇北大生物或清華生物的那個考生說，如果你要一入校就選擇生物，不管是選北大還是選清華，我都能預估到你幾年後，甚至10年後大概率的發展狀況，不會出大的差錯。但是你如果按元培的培養模式來接受本科的高等教育的話，那你将來能夠發展到多遠、發展到什麼程度，我預測不了，因為起點是不一樣的。她聽了我這個話，就堅定地選了元培。當然她現在發展得很好。
陳志文：您講了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從這個故事介紹您對元培學院的認知，為我們介紹了元培的優勢，就是給學生打下厚實的基礎，但它的發展，還可以根據現實或者工作的各種需要，随時遷移或調整方向。那能從您的角度再總結一下元培模式的優勢或者特點是什麼？
許崇任：元培模式是一個能夠激活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和自主能動性，而不是由老師被動安排教學計劃為他制定的課程。我經常舉一個例子，就是普通院系的學生，更像一支部隊，受到同樣的訓練，走得非常整齊，很一緻，但是差異性很小。可是元培是鼓勵每個人受的教育都不完全一樣，每個人走的快慢速度也不一樣，但将來就可能有人走得更遠更高，或者是領域更寬。
其實這個更像生物學，比如說一個人或者一個生物，如果遺傳背景非常一緻，他的變異就很少，産生突變的可能性就小。為什麼太空育種？也就是為了增加突變的可能性。所以元培就像是遺傳背景更複雜的一支隊伍，或者是一個遺傳資源更豐富的類群，總有一批能适應将來社會發展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極端環境，并能适應無情的淘汰，并發展壯大，而不是“一不行全體不行”。
陳志文：我覺得不隻是适應，根據現實工作還是其他的需要，他可以知識上遷移或者技能上遷移，學習基礎能力會比較強。
許崇任：是這樣的。其實我說的他适應的是生物學上有特定意義的名詞，适應就是環境改變以後，大批的物種就滅絕了，隻有突變裡面才有可能出現能生存的後代。
02
生涯可以規劃，人生不能規劃
陳志文：元培的同學大多數都是更偏基礎學科？
許崇任：是的，應該說在他們選課的時候更偏重基礎學科，正像在現在的教育中提到的“強基計劃”。生命科學學科的學生也是這樣的。
陳志文：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現在高調強調基礎學科選拔的培養。你覺得元培的模式，從你這些年的經驗，你覺得能給大家什麼建議或者意見呢？
許崇任：現在很多高校，特别是一些“雙一流”建設學校，在制定教學計劃的時候，已經在考慮要培養将來能夠有創新思想的學生。在教育上還能做什麼，能做的就是跟元培的這種思想大概一緻，措施可能不太一樣，但是基本邏輯方式一樣。
要在大學階段，使他對學習感興趣，更多接觸不同學科的課程，以他的能力線為标準，而不是制定一個最低标準。實際上大多數的學校往往制定的都是這個專業的最低标準，而元培不給你制定最低标準，你去尋找自己的最高标準，這個最高标準不是我們制定的，而是根據你自己的能力去選，大概的差别就在這裡。
陳志文：現在全國高校都開始重視基礎學科的選拔培養，在你看來，最大的價值意義就是如元培貢獻的，就是學校給你無限的可能，給你提供一個平台？
許崇任：是的，但是現在學生的學習熱情不如一二十年前。
陳志文：你覺得問題出在哪？
許崇任：問題是多方面的。就客觀上說，現在的學習的條件和獲得知識的手段、方法，要比以前多得多。網絡上你可以查到任何可學習的課程，甚至可以聽到國外老師的課程，這是一個技術水平的上升。另一個就是思想上的，大家往往都把自己歸結于“我是95%的那一批”，隻有個别人才去追求拔尖。所以對于培養拔尖人才，老師和别人是沒法讓學生拔尖，學生要自己去摸索，凡是拔苗助長的，最後都難得成才，就好像很多辦的少年班，我覺得并不是最好的。我始終覺得元培是一種有效的培養方式，而且是經過了上百年的國内外的學校實踐所形成的。
現在國内做得還不夠的，是由于客觀條件不能滿足，像英國劍橋和牛津兩個學校他們的書院式培養模式，是院長、導師都和學生住在一個學院裡，生活上他們經常見到，所以老師和學生的接觸非常多，對學生的影響很大。
陳志文：全方位育人與教學相長。
許崇任：是的，他們之間的關系可以很融洽。中國學生和教師之間的關系，現在越來越不如以前，有時說緊張也不過分，本科生好一點，研究生更厲害一些，這些其實都是影響中國所謂創新人才培養的一些具體的方面。
陳志文：但是這也是國情文化的不一樣，區别很大，我們有很多很難克服的，比如說教師和學生住在一起的問題。
許崇任：比如說我們北大的學生，剛剛恢複高考後最初的那些年，和老師的關系都非常融洽。後來的越來越淡漠。雖然現在學習條件更好了，有些思想就是不一樣的。
陳志文：那您覺得這個問題是出在學生那還是出在老師那，還是兩邊都有？
許崇任：都有，甚至是出在社會上。當然原因是各種各樣的。
陳志文：您剛才特别說到，現在孩子的學習動力是不強的，不像我們過去求知欲很強，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許崇任：現在開始流行一個很時髦的詞，叫做職業規劃，按照這四個字的字面意思去理解，這個學生就對選擇學習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史哲這些學科，都無所謂了，就按照人生規劃，比如說讀完碩士讀博士，讀完博士考公務員，然後應該什麼時候升科長，什麼時候達到處長，做到司長為止，很多這種規劃。不少人都認為這個是家庭養孩子非常重要的一個規劃。但其實這非常糟糕。這樣的學生，去按照這種規劃去實施，沒有自己追求的興趣，他所做的在我看來都不是人才培養該做的事情。所以自從這種情況出現以後，很多學生，包括很多家長都變了。
陳志文：我想起錢理群老師說提到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其實我覺得這個詞應該修正一下，叫“精緻的算計主義者”，或者“計算主義者”。
許崇任：機會主義者。
陳志文：計算主義者，他永遠在追求路徑或者效率的最大化。
許崇任：這個其實對國家來說不是最大化的。
陳志文：他算的是個人。
許崇任：個人也未必是最大化。
陳志文：對，我經常說生涯可以規劃，人生可以規劃嗎？沒有一個人的人生可以規劃。很多孩子們，比如說考到多少分就能上什麼樣的小學，考到什麼分能上什麼樣的中學，能上什麼樣的大學，這可以算計，但是一旦面臨社會，進入社會，就沒有可算計了，沒有任何一個路徑可以告訴你，你可以達到什麼。
許崇任：所以這幾個字指導了相當一部分的學生發展和家長的期望。
陳志文：換句話叫功利化。
許崇任：是功利化，确實很容易把學生引到這條路上去。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非常荒唐的。
陳志文：還有什麼原因呢？這種學習動力不足，或者說想當那5%拔尖的人的動力不足。
許崇任：人是不一樣的，有的人認為他原來在當初的中學是多麼的拔尖，他認為在某個方面，他非常有前景、非常有天賦，但是到了大學以後，可能就馬上有很大的落差了，因為全班的同學都非常棒，甚至更優秀。所以我們特别希望有差異化的培養，沒有一個最低要求，每個人都制定自己不同的目标。雖然大家是一樣的起點，但是制定不一樣發展的最高目标，這樣就不容易受到打擊了。
03
要允許有天分的學生有特殊的選拔通道
陳志文：其實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其中的自然科學都是早慧學科，物理、數學特别突出和明顯。您對現在基礎教育的一些做法是怎麼判斷的？現在很多地方一刀切。
許崇任：對，這個事情其實我們是有看法的，像原來這個東西直接反映在招生上面，原來的招生是全通過高考錄取，高考恢複以後最初那幾屆都純粹是看分數，能不能選到優秀的學生？沒有問題！大家都認為這樣選擇是公平的、合理的，每個學校選的都是他所在學校水平相當的位置。
後來就是越來越希望培養拔尖人才，學校也願意這麼做，社會也有強烈要求。客觀上跟國際上接觸也多了，各種競賽，數理化、生物和信息科學也都出現了競賽。這些參加競賽的學生在一些方面非常有天分，得了金牌、銀牌，就開始有保送生了，加分了。招生标準多樣化衡量，有利于發現拔尖人材。
原來中國的大學，特别是所謂好大學，如果能夠考上北大他一定會來，考上清華他一定會去。那個時候出國的學生，很多是高考考不上的學生，或者是高考成績上不了好學校的學生。現在是反過來的，很多高分的學生不在國内上大學了，早早就被國外吸引走了，真正高分上大學的，也不一定是真正拔尖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就是你剛才說的，因為在選拔學生的時候，是完全按照分數來選拔的，因為當時這些數學、物理、生物、化學、計算機拔尖的，參加競賽得金牌的學生，未必高考都是高分。
陳志文：因為高考考的是十項全能。
許崇任：對。現在的問題是高考的難度近些年降低了。我曾經在北京做過十幾年的招生工作，十幾年前，北大如果在北京招200個理科生，最後一名大概同分的概率是兩三個人，現在就可能是幾十個人，題目區分度明顯差了。
陳志文：高考區分度的降低，你覺得是什麼原因？
許崇任：出題。
陳志文：讨好式考試。
許崇任：對。
陳志文：讓人民都有分數的獲得感。您剛才講我們高考在選拔上失效，或者說他的選拔功能降低。
許崇任：選拔學生的方式單一，簡單。
陳志文：從您的角度，如果讓您選拔拔尖人才，您會認為哪種方式更理想？
許崇任：我覺得，大家要追求公平，但絕對的公平是沒有的。
陳志文：對。
許崇任：實際上，要麼是形式上的公平，要麼是實質上的公平。形式上的公平就是高考，但是高考的結果可能不完全是我們想要的，所以這種公平會出現偏差。那實質上的公平，就要克服一大批的反對者，如果認為每個學生上大學的機會都一樣，每個學生上北大的機會也應該都一樣，這個是做不到的，不是說上不了北大、清華将來就不是好學生，不是這樣的。
所以現在絕大多數的“雙一流”學校正在建設高水平大學，但是需要時間。比如說美國常青藤的學校有十幾所，大家都公認上哪一所都很好。但中國就一定要上北大、清華兩個。
陳志文：這是社會決定的。
許崇任：這是應該要改變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要雙向來做。其實實質公平也就是要允許在某些方面有天分或早慧的學生有特殊的錄取渠道。
陳志文：有特殊的渠道。
許崇任：對。比如說現在的五大學科競賽，每年一共250個人可以有保送資格，平均一個學科全國隻有50個人保送，非常少了。
陳志文：所以除了高考之外，您認為要多開辟其他渠道培養人才，競賽是一種，還有什麼？
許崇任：還有比如說現在的強基計劃，以五大學科作為一個主要的出發點。
陳志文：破格是五大學科。
許崇任：是，然後強基計劃就可以拓展到在其他的表現特别突出的一些領域。比如說國際競賽，正是因為有這樣的開始組織有非五大學科的國際競賽了，越來越多，其實咱們的學生當時出去參賽，中國這五大學科國際競賽表現優秀的學生，國外大學是搶的，搶咱們的學生，咱們不要自廢武功。
陳志文：對，我贊同。那返回來講，除了高考之外，有多種渠道，那麼我們如何去保障它的公平、公正，自主招生實際上是因為公平的瑕疵就停了。
許崇任：實際上自主招生是一個很有效的選拔考生的方式，能夠彌補隻靠競賽選拔學生的短闆。應該在強基計劃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使之成為選拔優秀學生的另一個有效支撐。
04
北大華東院：走通成果轉化的“最後一公裡”
陳志文：最後一個問題，您現在還擔了一個身份，在北京大學生命科學華東産業研究院任常務副院長，現在的高等教育發展一直喊的幾個口号之一，就是教學和産業本身的結合，那麼産學研結合，您怎麼理解？或者您有哪些更好的經驗？
許崇任：這個事情實際上是在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視察清華北大兩校時提出的“雙創”，在這之後，北大和江蘇簽了一個框架協議，就是江蘇省的幾個發達的縣市和北大積極的聯系，來打通所謂的産業化“最後一公裡”的難題。
江蘇啟東市政府聽說後就來北大生命科學學院談在啟東市建立産業研究院，把實驗室裡的成果通過孵化在那裡真正落地。所以在2016年，生命科學學院和啟東市人民政府簽署了協議，雙方就圍繞着大學的研究成果，實驗室的實驗成果怎麼能夠轉化成最後促進經濟發展的生産力進行了讨論。
我們和啟東市政府簽的協議内容包括，啟東市政府拿出一筆資金作為創新基金給北大生命科學學院。北大生命科學學院的教授們每年有兩次申請機會，即已經申請了專利，或者将要申請專利的成果的可以申請這個創新基金，通過一個國際化的評審委員會評估，通過評估的項目就資助，資助的強度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相當。
我們在北大附近建了一個離岸的孵化器，不用到啟東去孵化，在北京就可以做。第一期的協議簽五年，這五年不少項目在北京做孵化，成果到啟東去落地、中試優化、形成商品。今年是第二期的第二年，現在當地的項目和北大的項目加起來大概有三十多個，有二十多個已經注冊了公司，北大校友的公司在啟東孵化落地的有八個，去年的産值已經達到5千萬左右。
陳志文：作為一名教授、教育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做這些工作，你有什麼觸動或者感受？
許崇任：其實這個事情在發達國家很少有人這麼做，大學在一個遠離大學的地方建一個産業研究院，而是一些大的公司會主動到學校裡面去尋找可以合作的專利和技術，然後他們有一套辦法來很快地轉化。但就目前中國國情來看，這的确是真正實現“走通成果轉化的最後一公裡”。隻要你有成果，就支持你的孵化經費，我們接手中試，優化程序，優化流程等，然後就落地産業化。
陳志文：對。我覺得他們這一點實際做得很好，他們給各個學校支持，目的是提高當地的産業升級。
許崇任：對，因為産業升級，必須得依靠技術。
陳志文：所以從您的角度來講，這次面臨的挑戰和以前培養學生是不一樣的，坦率講，面臨當地人員的壓力。
許崇任：我原來沒有做過這些事情，但是我們的很多校友不是沒有做過的。我們衡量一個教授的标準往往學術水平是占第一位的，但實際上我們有很多校友是在産業工作的。如果說把改革開放40多年分成幾個階段看，每十年一個階段，前十年的時候，絕大多數的學生是去大學研究所工作。之後，做學術的人逐漸下降，現在我們做産業及相關部門的學生比例是最大的。香港科創闆第一年上市，就有八個我們生命科學校友企業上市。所以現在我們在啟東主要依靠力量是校友，這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張羅起來的，我隻不過是作為一個重要的橋梁，校友和母校之間的一個橋梁。
來源：中國教育在線